zgsxk 发表于 2010-12-21 11:43:18

权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天涯》:“现在是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权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天涯》:“现在是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王亦晴

    编者语:2007年第3期《人民文学》做了一期“诗歌特大号”,这是《人民文学》创刊五十多年来第一次以所有版面刊登诗歌,卷首语有这样一句话:目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巧合的是,2007年第4期《天涯》的扉页上,也有这样一句话:“对于已有九十年发展历史的新诗来说,目前无疑是最好的时期之一,且当代诗歌还正处于一个上升状态”。
   作为一南一北两份国内最知名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与《天涯》都有此论,令人惊讶。仅仅是巧合吗?诗歌界是否认同这一说法?我们因此采访了十余位知名诗评家,请他们各自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您认同“目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的说法吗?请说说理由;
   2.请谈谈您对90年代以来的新诗和朦胧诗的看法。您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诗成就是否超越了朦胧诗?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我认为,所谓 “现在是新诗最好的时期”是相对而言的,相对某本杂志、某个人来说,也许是的。我的看法比较保守一些,我不认为现在是“新诗最好的时光”。
   文学并不完全是进化论的,文学有时会往下走。诗我这两年读的不多,去年我给《星星诗刊》的一个栏目做过一年的点评,读了一些诗人的作品。对于现在的诗,我的整体感觉是比较平淡,写得太自我、小家子气。放在个人趣味上来说也许是进步,但缺少 “大的东西”。
   现在,诗歌的写作也比较多元化了,写什么的都有,这是好的。但现在没公认的好诗人。我认为,好的诗人,还是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张曙光、翟永明这些。现在,有一些优秀的诗人和诗作,但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诗人,也没有代表作。有些诗人,有人认为好,有人认为不好。不像朦胧诗那时候,有公认的好诗人,譬如北岛。这样的时期,怎么能说是 “最好的时期”呢?我不是凭空说,放到整个文学史中去看,是这样的。
   并且,现在诗歌缺乏大家公认的一个标准。这个本来应该由批评家来说,批评家的作用就是使作品经典化。但现在,诗歌界也没有一个批评家得到公认,被大家广泛信服的。
   至于朦胧诗和当代诗歌的比较,这很难。因为他们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朦胧诗恢复了人的主体性、恢复人的尊严,它的情绪和时代联系比较密切。朦胧诗那个时代,是诗歌超过其他文体的时代,诗歌对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诗歌对文学的影响大不如前了。所以,这怎么能说是“最好的时期”?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人民文学》和《天涯》都是热心推动中国诗歌发展的刊物,《人民文学》一直把短篇小说和诗歌作为他们的重点栏目,《天涯》每年第4期都会以相当的篇幅推出当年的优秀诗作,它们所发表的诗作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 “目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这个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所谓 “最好时期之一”,我愿意理解为写作环境最为宽松自由的时期,充分体现了创作活力的时期。在我们这财经挂帅的经济时代, “上帝”与 “魔鬼”都不管诗歌了,诗歌的想像力和趣味便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当然,诗人也面临着更内在的考验。
   文学不能以进化论的观点作简单的评价。不能以今天的诗歌趣味评价当年的 “朦胧诗”,正如不能以 “朦胧诗”的标准评价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一样。作为表达了一代人经验与情感的诗歌现象,不同时代的诗人有不同的写作语境和艺术追求。你可以说 “朦胧诗”在追求一种崇高的风格,90年代以来的诗歌趣味上更丰富多样,却不能简单认为现在的诗歌成就 “超越”了 “朦胧诗”,正如不能简单认为80年代的诗歌 “超越”了40年代年代一样。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我对这种说法是同意的,这是种笼统的说法。所谓 “好时光”,第一好在平台,网络时代的传播渠道是过去没有的,无法做到的;第二是可能性,过去诗歌只是少数人的精神产品,现在粗通文字的人也可以利用这种分行文字来进行个人化抒情,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我把这种现象看作写作的平权。大家都可以使用这种文体,过去发表有门槛,现在这是民主的象征。没办法认为这是个坏事。至于其中的 “坏作品”,一是可以通过自然淘汰,那些粗俗浅薄的会被筛选掉;二是靠写作者自律,对自己的文化产品负有一定责任。我希望他们在写那些粗俗的作品的时候,先想想你的亲人看到会怎么想。
   “90年代以来的新诗和朦胧诗相比,是否进步?”我觉得不能这么问。否则,你说,我们现在比孔子的时代是否进步?我认为,朦胧诗是唯美的,从那个没有美感的、粗鄙的、战歌式的时代走出来,朦胧比直白更接近审美。有人说朦胧诗看不懂,其实朦胧诗很好懂,只是读者水平不高。80年代后,诗歌从单纯的唯美向愤怒发展,变得复杂化。这就如同一个人的成长,从纯洁的青少年成长为复杂的成年人,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既是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也是唯美向多元化的变化。有成熟,也有可耻的复杂。不能简单的说这是好的,还是不好。
  
  ●朱大可(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我不赞同。 “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这种愿望是好的,但现实是严酷的。现在文学的大环境这么差,诗歌不可能一枝独秀。所以,说现在是新诗发展的 “最好时期”这是没有道理的。
   朦胧诗和90年代以来的诗歌没法比。诗歌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但朦胧诗的社会影响、历史贡献,当代诗歌是不能比的。当然,朦胧诗也有问题,这个我在《流氓的盛宴》一书里有写到。至于艺术价值方面,差别也很大。朦胧诗内部和当代诗歌内部,差距都很大,这个没法比。朦胧诗最好的诗人,我认为是多多,现在的诗人还没有人能超过他。
   现在写诗的人多了,门槛降低,但这算不上什么好事。诗歌不是靠群众运动发展、推进的。任何文化艺术都不是。比如现在卡拉OK那么普及,难道就可以说歌唱艺术提高了?
   有人说 “网络的发展促进了诗歌的传播”,但我认为,传播的都是写垃圾(记者问:难道精华就没有传播?)精华被淹没在垃圾中,看不到。垃圾轻,浮在水面上;精华重,沉在底下——所以,少许的精华被大量的垃圾掩盖了。
   总之,我希望文学的环境是好的,但现实并非如此。
  
  ●何言宏(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现在是新诗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这话是有道理的。除了六七十年代,其他时间都是好时期。现在新诗发展状况繁荣,但并没有达到很理想的状态。文学格局方面,没有达到最高峰。
   当代诗歌的成就不亚于小说。但诗歌研究者、批评家、诗人,总的来说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官方文学活动中,总无法和小说家比,没有话语权。诗人的地位下降了,形象大不如前。很多以前写诗的人现在羞于承认。当代诗歌需要通过某种评奖、批评机制机制来获得肯定和突出。我认为,当代诗歌在艺术技巧等方面超过朦胧诗。但历史地看,朦胧诗是在文革结束后的背景下开发出来的,具有开拓性,意义重大。另外,当代诗歌在对当代人精神、文化、现实等方面的揭露上,不如朦胧诗。比朦胧诗艺术丰富性、成熟些。但朦胧诗是青春的、爆发性的。
   现在写诗的门槛降低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写诗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要求,没有经济上的考虑,只是内心的需要。好的诗歌会从中产生。
   总之,新诗现在的状况很好,我们要珍惜这个时期。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目前的诗歌生存状态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应该是最正常的。诗歌的环境肯定比过去更自由、宽松了一些。一是因为诗歌在这些年不断被边缘化,在导致诗歌读者日渐减少的同时,压制诗歌的外部力量也随之弱化,这就使得真正的诗人获得了更为内在的写作自由,无须过多地顾虑其他强力因素的干预;二是网络的崛起以及诗歌网站的兴盛,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它有效地解决了诗歌在这个时代发表和出版难的问题。任何人,只要你愿意写,都可在网上找到发表的机会,并立即获得回应,这无疑将大大地刺激诗人的写作激情,并使那些长年被遮蔽和被忽略的、一直生存在印数极少的民刊上的好诗得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受益于网络最多的一种。在现有的语境里,诗歌的发展不需要依托于某种社会运动,而直接可以由诗人自身的写作来推动了,它的意义不容小看。
   当然,好诗可以在任何时代生长和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真正适合诗歌发展的 “黄金时代”,对诗人来说,最好的 “黄金时代”永远是现在,是当下。
   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一点不亚于小说和散文。尤其是这十几年来,小说、散文的数量很大,但艺术上的探索和进步并不明显。以小说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小说有一段时期一直扮演着探索者和先行者的角色,每一次新的写作潮流发生,都会有一批年轻作家起来,探索新的叙事方式,寻找新的话语路径,和一种陈旧的艺术图景作斗争,所以,那个时期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很多。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艺术方面的探索面临着一个明显的停顿,随着消费文化和商业主义的兴盛,小说写作越来越受市场和印数的支配,多数的小说家都变成了故事的奴隶,他们把小说写作简化为讲述一个好看的故事,于是,欲望、身体、私人生活成了这一时期的小说主题词,艺术上了无新意,但在话语的放浪上却越来越大胆,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这种一味投合读者的写作趣味的转变,损害了小说的精神内核,它看起来使小说变得热闹了,其根本却是取消了小说的艺术难度。散文就更加陈旧了。尤其是余秋雨走红之后,文化大散文的肤浅模仿者现在还充斥着散文界。
   相比之下,诗歌保持了更多独立、坚定的艺术姿态。与80年代比起来,今天的诗歌成就有明显的进步:一是诗人们的写作更加成熟、沉着了,二是诗歌的艺术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三是有创造精神的新诗人不断崛起——今天的小说界,影响最大的依然是80年代成名的那些人,如王蒙、余华、莫言、贾平凹等人,但诗歌界不同,今天在诗坛活跃的,除了80年代成名的西川、于坚等人,还有不少90年代后成名的诗人,也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甚至包括像 “80后”诗人郑小琼的一些诗作,也是有力量的。这些年来,诗歌在艺术上一直前行,没有停顿,这是最重要的。
   至于90年代来的新诗是否超越了朦胧诗,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它们之间有的更多的是传承和影响的关系。文学并非体育竞赛,有些语言标高,是任何时代都需仰视而永远无法超越的。文学需要的不是超越,而是需要不断地敞开新的抵达内心和世界的个人路径。
  
  ●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
   我对这种说法表示 “保留的认同”。说是不是“最好的时光”,要看站什么角度来看:与其他的艺术种类来比较,诗歌显示出敏锐、先锋的特征;但从环境来说,现在的创作、研究、评论,都处于困难时期。当然,诗歌也显示出它的潜质,可以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至于90年代以来的新诗是否超越了朦胧诗,这要联系具体环境、背景来说。朦胧诗影响大,获得社会的认同度高,虽然现在看来不免浅而僵化,不太成熟,但朦胧诗在历史作用、社会反响等方面,都超过90年代以来诗歌的影响。这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90年代以来,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当代诗歌在技巧上、关心问题上、社会内容上、个人内心……都丰富了许多。从这个角度说,说当代诗歌进步了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写诗,带有更强的个人化、娱乐化色彩。我认为,这对诗歌最终成就来说,是弊大于利的。这种创作泥沙俱下,但也不排除从中淘到真金的可能。
  
  ●刘复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诗的产生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文化焦虑的产物,在百年来的发展中,它也不停地书写着中国文化的失败感。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用西方文化的视野(当然是经过改写的)来阐释我们的生活世界。尽管也出现了一个个极为出色的有才华的诗人个体,却无法造就真正的中国的诗歌时代。随着近年中国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当然也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如何以自己的文化视野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就成为当代诗歌努力的方向,这也的确是2000年以来众多优秀的诗作所显现的基本品格,它也成为很多诗人潜在的诗歌抱负。这使我看到了百年新诗所没有宏大气象,说 “目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并不为过。
   尽管我们不能用进化论的方法来理解文学史,但对新诗而言,后代的诗人对前代诗人技艺普遍要出色,这应没有疑问。90年代以来的诗歌的技艺水平和朦胧诗明显不在一个量级上。虽然朦胧诗由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语境赢得了它的历史荣誉,但它过于粗糙的表达,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官方和大众的)不假反省的态度都限制了它的成就。某种意义上说,它在社会阅读上的巨大成功正是建立在艺术的不成功的前提上的。说90年代以后的新诗超越了朦胧诗,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诗歌批评家,记者也采访了《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和《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
  
   李敬泽表示: “现在,一些媒体和公众,习惯张口就说 ‘文学边缘化了’、 ‘文学死亡了’——说得更多的是 ‘诗歌被边缘化’、 ‘诗歌死亡’。先不说诗歌是不是边缘化、死亡的问题,当我们热衷说诗歌有问题的时候,而是我们自己有问题了。说这话的人,认为没有文学他也可以过得好,这不奇怪;但如果许多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说这样的话,那就奇怪了。自有文明以来,除了野蛮人,还没有一个民族敢下这样的断言。”他认为: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诗国。孔子说 ‘不读诗,无以言’。我不认为我们会回到孔子的时代。现在很多人不读诗,也照样活着。网上关于诗歌的辱骂总能获得最大的喝彩。但我们有必要思考诗歌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我们怎么看诗,其实关系到我们怎么看语言,操持什么样的语言。是只需要骂人的语言、做报告的语言就够了吗?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还需要精微、柔软、细腻、雅致的语言,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是要选择诗。”
   李敬泽还告诉记者,《人民文学》第三期出来后,反响很好。从零售、邮购来看,比过去要高,直到现在还有读者打电话来问,想邮购此书。并且,现在很多文学刊物比如《钟山》等恢复了诗歌栏目、增加了诗歌的比重。这也说明了诗歌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恢复。
  
   李少君则告诉记者: “《天涯》自1996年改版起,每年就推出一个 ‘诗歌精选’栏目,应该说见证了十多年来诗歌的变化与发展,我个人更是从80年代初就熟读当代诗歌,直到现在。我觉得新诗一直在上升状态,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你看朦胧诗里多少就是口号而已,二、三十年代的诗歌因为西化语言、翻译语言又何等生硬,其实说当代诗歌好过以前,不是说现在的人更聪明更有天才,而是因为新诗是模仿的产物,起点很低,经过九十年的积累,当然远好过以前。这不是什么用进化论来看诗歌,否则我们连盛唐诗好过初唐诗都不敢说了,但我们现在不都这么说吗?当代诗歌之所以争议很大,其实是因为太多,一般读者无从选择,不知到底该读哪些诗歌选本。但量多是好事,量多了,肯定有好诗慢慢涌现。唐代的诗歌首先就是量多。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工作是选粹,把好诗选出来。我们一直在做,现在《人民文学》也做了,我相信做这种工作的人会越来越多。”
   李少君还说,他刚编了本《诗歌群落大展》,选了两百多位年轻诗人的诗作,希望给普通读者一个较全面客观了解当代诗歌的选本,已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

来源:《南国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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