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选刊》总第768期：张光国诗散文《诗人眼里乡愁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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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选刊》总第768期：张光国诗散文《诗人眼里乡愁的地平线》


诗人眼里乡愁的地平线

〇张光国

　　我从歙县出发，乘船沿新安江下行。
　　船是那种极简陋的乌篷，桐油涂得厚薄不匀，船帮上有一道尺余长的裂纹，用麻丝拌着生漆草草塞住，像一道缝合不久的旧伤。船头堆着半舱橘子，叶片还带着露水，压在最底下的几只已被挤破，渗出亮晶晶的汁液，散发出甜甜的香味，引来三五只青蝇，嗡嗡嗡嗡地绕着飞。
　　艄公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花白胡须上沾着雾水，下巴的胡茬里嵌着几点洗不净的橘子残络，橙红色的，像散落的火绒。他不太说话，只偶尔用竹篙点开江面的落叶——那竹篙末梢缠着胶布，一圈一圈，早被掌心磨得油亮。一篙又一篙，一篙又一篙，不紧不慢。
　　江雾很重，不是弥天漫地的那种，是贴在水皮上游走的，像无数匹半透明的薄纱，被船头缓缓地撕开，又在船尾悄悄地缝合。两岸的山峦在水汽里晕开，不是一座一座，而是一层一层，淡青、灰蓝、螺青、月白，像米家山水的湿笔皴染，墨色还没干透，就被晨雾化开了笔痕。
　　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只是模糊地觉得，这一生读过的那么多思乡的诗，总该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吧。
　　夜宿深渡。
　　旅舍临江，木格窗外就是夜航船的桅灯，一盏一盏，不是成排成列，而是散落的，疏疏的，像搁浅在夜色里的星子。雨声淅淅沥沥，敲打着瓦檐，檐角有一片瓦裂了，雨水顺着裂缝淌下来，滴在廊下的一只破陶罐里，声音由清脆渐渐地转为沉闷——罐子快满了。
　　忽然之间，我内心深处颇有触动，心潮起起伏伏，便吟就了两句：
　　夜泊深渡头，
　　倏忽数十秋。
　　我在灯下翻阅郁贤皓教授编选的《李白集》，墨字在泛黄的纸页上有些洇漫，像一行行的泪渍，又像一团团的江雾。我用指腹轻轻抚过那些字，纸张的纤维在指下起伏，粗糙而又温柔。我忽然想：一千三百年前，那个写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青年人，他思念的故乡究竟在何处？
　　李白出生于碎叶，五岁入蜀，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后一生，他走过金陵、扬州、长安、夜郎、白帝城等地，临终却葬在当涂——不是陇西，不是江油，亦不是任何一个他曾称之为“故乡”的地方。
　　李白的乡愁，竟是一生无处安放的悬念。
　　我在深渡的江声里失眠。不是怀乡，而是突然对“乡愁”这件事本身生出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疑问。
　　一夜人独立，
　　长叹满江愁！
　　于是，我决定去追寻。
　　追寻那些把乡愁写进诗里的人。
　　追寻那些死在路上也要望乡的人。
　　追寻那些把故园砌进砖缝、种进稻田、刻进碑文、烙进灵魂的人。
　　我要去他们离别和回望的地点，站在他们站过的渡口、山头、城楼，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他们看过的故乡的地平线。
　　我想知道：乡愁，究竟是我们对故乡的思念，还是故乡通过我们，对自身的思念？
　　
　　第一站，我去了长安。
　　其实，是长安的后世身——西安。但是，在诗人眼里永远是长安——那个每望长安犹是客的长安。下午，我来到了大雁塔脚下。
　　大雁塔是唐永徽三年玄奘所建，历经兵燹地震，已非原物，但登临的方位仍在。塔内装有螺旋上升的直角木梯，每踏一级，脚掌便仿佛陷进隐隐约约深深浅浅平平仄仄的弧里，刚好是前人脚印的形状。扶手的木料已经换过几茬，新木色浅，旧木色深，像一道道等高线，标注着时间的流域。
　　我登上了大雁塔的第五层，向南望去，终南山隐在霾里，轮廓模糊；北向是城郭，车马喧声如潮水，一浪一浪地涌上七级浮屠。
　　而在须臾之间，我的眼前已不是西安，而是至德元载（756年）秋天的那一个长安。
　　那一年，杜甫四十四岁。
　　他已经被困在沦陷的长安三个月了。三个月里，他见过安禄山的骑兵从春明门涌入，铁蹄踏碎槐花，青石板路上全是白色的碎瓣，被马蹄踩进泥里，又被车轮碾成淡褐色的浆；见过皇家府库被纵火，焦烟三日不散，把半边天熏成旧铜器的颜色，灰烬飘过城墙，落在曲江池的水面，像千万只敛翅的黑蝶；见过曲江池头的老宫女，白发如雪，还在采莲——她不知道皇帝已经不在了，宫门已经紧闭了，她采的莲蓬无人可献，便一枚一枚地摆在池边的青石上，摆成整整齐齐的一排，像灵前的供果。
　　此刻，杜甫向大雁塔走来。
　　他是什么模样？
　　跟我穿越到开元六年（718年），在郾城，碰上的正在看公孙大娘舞剑的男童杜甫一点儿神似也没有。
　　跟我穿越到开元二十年（732年），在洛阳，崔涤宅中，一起听李龟年唱歌的青年杜甫一点儿神似也没有。
　　现在的杜甫是瘦的。人到中年的他已经很瘦了，没有了二十年前在齐赵平原“裘马颇清狂”时那样面颊丰润。瘦到颧骨的轮廓隔着皮肤也清晰可见，像两枚被溪水冲刷了千年的卵石，温润，却坚硬。太阳穴微微凹陷，那里曾经跳动过的少年意气，如今只剩青筋隐约。头发开始泛白，不是全白，是花白——两鬓先衰，像初雪落在黛瓦上，一络一络，还没有连成片。他挽着最简单的髻，没有簪，是用一根旧麻绳束的，麻绳磨出了毛边，有一小绺头发从髻里逃逸出来，垂在耳际，风过时就轻轻地晃动。
　　他穿着一件褐色的袍子。
　　那褐色不是染的，是葛麻的本色，洗过太多遍，已经泛白，尤其在肘部和膝部，经纬稀疏得能透见里面的中衣。袍摆有火烧过的痕迹——不是战火，是逃难途中夜宿荒野，靠火堆太近，火星溅上去，烧出三四个豆粒般大小的焦洞。他用同色的线补过，针脚粗陋，歪歪扭扭，是妻子杨氏在羌村连夜缝的。她缝的时候一定很急——窗外有狼嚎，次子宗武在襁褓里哭，她一边摇着竹筐，一边就着豆大的油灯穿针。那线太粗，针眼太小，她抿了三次，才把线头抿尖。
　　杜甫也登上了大雁塔顶层（此时，该塔仅五层），凭栏而立，隔着我只有几步距离。
　　秋风吹动他的褐袍，袍角翻卷又落下，翻卷又落下，像一只反复试飞却始终不肯离去的倦鸟。他抬起手，想去扶住被风吹乱的幞头，手悬在半空，又放下了——反正也没有铜镜，乱就乱吧。那只手悬停的瞬间，大约有一秒，指节微微曲着，像要抓住什么，又像什么也抓不住。终于，它缓缓落下，落在栏杆的糙木上，五指自然张开，掌心贴着木纹。
　　这双手啊。
　　早年握过笔——在洛阳北邙山，他临过王羲之的《兰亭》，一笔一画，悬腕极稳，墨迹从不起毛。后来握过笏——在左拾遗的位置上，他捧着那块小小的象牙板，指尖用力到发白，笏板边缘嵌进虎口，留下一道久久不褪的红痕。如今这双手采过野菜——在长安城南的荒原，他蹲着身子，用指甲掐断苋菜的嫩茎，指甲缝里嵌进青绿的汁液，洗了三日才褪。掘过黄独——那是野山药，长在土石混杂的坡地，他用木棍撬，用手扒，指甲劈裂了半边，血从甲缝渗出，凝成暗红的痂。那道裂痕还没有完全长好，新生的指甲只有米粒大，淡粉色，像初生婴儿的皮肤。
　　他眯起眼。
　　在眯眼之前，他的眉心先蹙了一下。那道竖纹从鼻根升起，不深，却极清晰，像用细笔蘸淡墨，在皮肤上轻轻一勾。然后，眼轮匝肌缓缓收缩，上眼睑下沉，下眼睑微抬，睫毛渐渐交叠。这个过程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大约有三秒。第一秒，眼眶放松，目光直直投向远方；第二秒，眼睑开始合拢，瞳孔的光泽被睫毛筛成碎影；第三秒，眯成一线，那一线里，是月，是山，是长安城渐渐生起的暮烟。
　　这不是风沙入眼。
　　这是痛楚涌上来时的条件反射。是把泪水逼回泪腺的肌肉控制。眼眶里的泪已经在分泌了，他感觉到了那股温热的潮意。不能流。流一滴，就会有第二滴，第三滴，然后整个人会崩塌。他必须把那潮意压回去，压进鼻腔，压进咽喉，压进胸腔某个深不见底的角落。于是他的下眼睑轻轻抽搐，不是痉挛，是极细微的、半毫米的颤动，像将沸未沸的水面，第一颗气泡即将升起，又被气压按了回去。
　　他眯着眼，望了很久。
　　月亮升起来了，将圆未圆，像一片被啃缺的胡饼——不是安史乱军啃的，是漫长的等待，一日一日，啮去了月轮的三分之一。望月即望乡，这是唐人最本能的联想。但他的乡在哪里？河南巩县是出生地，可他已离开多年。长安是寓居地，可现在陷在叛军手里。鄜州羌村是妻儿所在，却被战火隔绝，家书已三个月未至。
　　杜甫忽然发现，自己是个没有“此刻的故乡”的人。
　　故乡永远是过去时。是记忆里那个有桑麻的院子，桑树在东南角，每年五月结紫黑的果，染得满地汁液；是那个有邻里来借针线的午后，隔壁王老婆子站在篱笆外，扬声喊他的妻子杨氏；是那个稚子牵衣的黄昏，宗文才五岁，拽着他的袍带问爹爹何时归。
　　此刻，他立在浮屠上，像一个悬空的人。
　　此刻，或许他早已想出了三年后才付诸于笔墨的那两句诗：“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他低下头。
　　这个低头，不是颔首，是整整三十度的倾斜——颈椎缓缓弯曲，像老竹负了雪。他的视线从远山收回来，收过城墙，收过坊市，收过塔下的槐树，最后落在自己的脚尖。那双布鞋，鞋底已经磨穿了，他垫了五层旧布，还是能感到石板的凉意。母亲说过，鞋底要纳得密，千层底，万行针，才经得起远路。他没让她纳完。离家太急，她只纳到一半，针还别在鞋帮上，像一枚小小的银簪。
　　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不是吞咽，是更复杂的肌肉动作。喉结先向上提，提到极限，卡在甲状软骨的上缘；停住，约半秒；然后缓缓滑下，不是直落，是略带颤抖地、一节一节往下沉。这是吞咽的动作，但咽的是空气，是没有成形的水，是没有出口的词。
　　他想唤那些弟弟的名字。
　　杜颖。杜观。杜丰。杜占。
　　四个兄弟的名字，他一一在心里默念。念到杜占时，停顿最长。杜占是其幼弟，今年虚岁十七了吧，上一次见他是天宝六载，他才七岁，骑在院门的石狮子上，朝他扔青枣。
　　他把这些名字，一个一个，又咽了回去。
　　我正想上前去跟杜甫交流，却一下子又穿越回了2026年。
　　我缓缓地走下大雁塔。塔院里的银杏是后人所植，叶片金黄，落了一地。清洁工还没有下班，仍在扫地，竹帚划过石板，沙沙，沙沙，沙沙，不是连贯地，是一顿一顿，像蚕啮桑叶时每隔几秒的停歇，像春夜细雨打在油纸伞上又滑落的声音。我站在树下，看那些扇形的小叶子堆成小丘，又被装进竹筐。有一片落在我肩头，我捏住叶柄，对着夕光端详——脉络分明，从叶基辐射出去，像地图上的道路，每一条都通向某个回不去的故乡。
　　我忽然明白了。
　　杜甫的乡愁，不是对某县某村的思念，不是对某宅某第的思念，而是对“秩序”的思念。他怀念的不是巩县的窑洞、洛阳的庭院、长安的官廨，是这些地点所象征的那种完整——兄弟在、妻儿在、桑麻在、社日在，时间是连贯的，空间是连续的，人就是不会被战争撕成碎片的。
　　杜甫的乡愁是乱的产物，是对乱的拒绝。
　　这种拒绝，也是一种凝视。他站在大雁塔塔顶望着故乡，故乡也在他身后望着他——望着这个为它写诗、为它痛哭、为它白了头的孩子。
　　
　　第二站，我去了绍兴。
　　我从杭州过江，搭长途客车去绍兴。车窗结着霜花，不是均匀的一层，是疏疏落落的晶簇，像芦花，像细羽，像未完成的刺绣。我用掌心贴上去，热量把霜花化开一小片，透出窗外的水网——不是完整的视野，是一个掌印形的窥孔。透过这个窥孔，我看见乌桕树落尽了叶，枝干黑瘦，立在水塘边，树影倒映在冰面，像未干的墨痕，笔锋犹在。
　　我要寻的是李清照。
　　我借宿在绍兴城西一间老宅。房东姓周，八十余岁，眼不花，耳不聋，说话时喜欢用手指轻叩桌面，像在打拍子。他说，这附近就是当年士人避乱的聚居区。宋室南渡后，越州一度成为行在，北方来的官员、文人、眷属挤满了城西的每一间空屋。“挤到什么程度？”他端起茶盏，抿一口，放下，盏底碰着桌面，清脆的一响。“听祖辈们讲，宋人南渡时，我们这儿一间柴房，月租八百文。八百文啊，够北方小户吃三个月了。”
　　李清照初来时，就赁居在这样的民房里。
　　这儿，有李清照特别孬的人生经历。她所寄居的钟氏宅邸，对她而言，就是个恶梦。她所携带的大量金石书画文物在此期间遭窃，卧榻之下的五簏文物被邻居钟复皓挖墙盗走，导致她与丈夫赵明诚多年收藏的珍品大部散失。
　　她伤心欲绝，但仍心存侥幸，对外宣称要高价回购失物。
　　翌日，钟某拿着十八轴书画来卖。她这才明白，自己碰上了窃贼邻居。
　　她向钟某苦苦哀求，希望把所有失物全买回来，窃贼邻居却再也拿不出别的了。原来这窃贼，只是个小偷，对文物是外行，已把价值连城的文物低价卖给福建转运判官吴说了。
　　江南的黄昏来得早，四点钟，天已苍青。不是北方那种通透的苍青，是湿润的、沉沉的，像浸过水的青绢，挂在那里，还在往下渗颜色。我走到那条叫作“西小路”的老街，窄窄的巷子，石板湿漉漉的，不是雨，是暮天凝的露。石板缝里生着细小的青苔，毛茸茸的，手按上去，冰凉，柔软，像初生雏鸟的绒羽。
　　我站在一扇半旧的木门前。门是板门，拼缝不密，透出屋内的微光。门环是铁的，锈成深褐色，环扣处磨出了铜色——那是无数次被握起又放下的印记。我用指腹抚过那处磨损，光滑，微凉，像抚过无数陌生掌纹的叠加。
　　转瞬之间，我融入了绍兴元年（1131年）那一个黄昏。
　　这年，李清照四十八岁。她已经在江南漂泊了四年，从建康到杭州，从杭州到越州（绍兴），一路逃难，一路失物，一路失语，一路心死。其实，最痛的不是金石录稿散失大半，不是赵明诚遗下的两万卷书册焚于兵火，也不是那些三代鼎彝、汉唐碑拓辗转流落，而是她发现，自己竟活成了没有故乡的异乡人。
　　她立于灶前。今天是腊月二十三。
　　现在的李清照，与后世画师笔下那个执卷吟哦的才女判若两人。
　　她穿一袭酱色布袄，不是文人雅士穿的苎麻，是江南织户织的寻常粗绢，织纹略松，手感糙涩。袄长过膝，下摆有两处烟痕——那是炉膛火星溅的，不是今日，是前几日，她煨芋头时走了神。领口微敞，没有盘扣，用一根旧绦带系着，带子洗得有些泛白，原是豆绿的，如今绿意只在折痕里还剩一丝。绦带系得随意，左边比右边长了两寸，垂下来，缀着一枚小米粒大的玉珠——那是她年轻时穿过的襦裙上的坠饰，只剩这一颗了。
　　她的头发绾成极简的圆髻。
　　不是不愿妆扮，是没有妆扮的心情，也没有妆扮的必要。髻心偏右，不是故意的，是晨起绾发时手颤了一下，偏了就偏了，懒得重来。没有钗环，只插一根半旧的乌木簪。那簪子，是用山木削的，木质细密，色如点漆，簪首磨得很亮——那是赵明诚手制的。那年，他们同游云门山，他见山路旁生长着一株野柿木，纹理可喜，便折了一枝，揣在袖里带回家。归来堂的夜灯下，他坐在她对面，用小刀一刀一刀削磨，木屑落在青瓷笔洗里，浮在水面，像极小的扁舟。他削完，递给她，说：“娘子，试试。”她接过，插在髻上，低头一笑。他看着她，也笑，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像秋菊初绽。
　　那是二十三年前，大观二年，1108年，她与赵明诚结婚七年，移居京东东路青州的第二年。
　　宣和三年（1121年）秋，在昌乐驿馆，我曾跨越时空与她进行过对话，见证了《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的创作过程。当时，她正赴莱州去跟赵明诚会合。当时，她还在为姊妹情深而感伤。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而在绍兴十七年（1147年）秋，我曾穿越时空至临安，见她正吟“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时，她已处于花甲之年，面容更加清减，皮肤是久不见日光的苍白，透出一种玉器历经风雨后的温润与易碎感。
　　而现在呢，她正扶着灶台。灶台上，红烛摇曳，烛泪沿着竹签淌下，凝成钟乳石般的细柱。糖瓜叠在青瓷盘里，半透明的，灯光穿过，琥珀色，像蜜蜡雕的。灶王爷的纸马贴在灶头，静静地，等着焚化。
　　这双手，曾经摩挲过《淳化阁帖》的宋拓——那是她三十一岁生辰时，赵明诚托人从汴京买来的，帖面有虫蛀的小孔，她用小楷在蛀孔旁题跋：“政和五年端月，相公以五十千得于相国寺。”五十千，五十贯也。
　　这双手，曾经鉴定过蔡襄《谢赐御书诗》的真赝。当时，她把卷轴铺在书案上，俯身，鼻尖几乎贴着纸面，墨香吸入肺腑，她直起身，说：“是原本，你看这‘赐’字的飞白，赝品写不出。”
　　这双手，曾经在归来堂的夜灯下研过朱砂。那个端石砚是父亲李格非传下的，砚池极浅，她研墨时手腕需悬空，研三百圈，朱砂才够写一页校记。
　　如今，这双手，指尖皲裂了。
　　不是冻疮那种皲裂，是长期浸冷水、触粗物，皮肤失去油脂，一块一块翘起细小的白屑。虎口生了茧，不是握笔的茧，是劈柴的茧——位置不同，握笔的茧在食指第一关节内侧，劈柴的茧在大鱼际，浑圆的一块，硬得像老树的瘿瘤。指甲剪得很短，短到几乎见肉，没有蔻丹，甲缝里还有洗不净的灶灰。右手食指侧有一道新结的痂，不是刀伤，是冬笋壳划的——上午切冬笋时，笋壳太硬，刀滑了，划出一道两厘米长的口子。她用凉水冲了冲，撕一条旧布裹上，继续切。此刻布条松了，半搭在伤口上，边缘洇出淡黄的组织液。
　　她的脸朝向灶膛。
　　火光一起一伏，舔着她的面颊。四十八岁，不该是这样苍老的。早年在汴京，作为李格非未出阁的小女儿，是掌上明珠，贵如千金，她肌肤胜雪，柔如凝脂，似出水芙蓉般清纯，真的是人见人爱。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曾对她说：“小娘子，你这眉，画远山不用黛。”
　　如今，那远山还在自己心头上，只是山色已老。
　　不是皱纹那种老。她的额头依然光洁，只有极细的抬头纹，不仰视便看不见。老在腮边。两腮原本饱满的弧度，被岁月削平了些，从颧骨斜斜而下，不是松垂，是收紧——太久的忧患，把皮肉往内里收，像一朵晾干的花，失去了水分，却保留了形状。腮边有褐斑，不是寿斑，是忧患斑——人在极度焦虑时，黑色素会像沉默的证人一样沉积下来，先在颧骨顶端，再向四周蔓延，一粒一粒，不连成片，像远山的村落，暮色里亮起灯。
　　法令纹从鼻翼斜到嘴角，不是两道平行的弧线，是一深一浅。深的那道在左，是她惯常蹙眉的方向；浅的那道在右，是岁月顺手带上的批注。纹路里嵌着细粉，不是脂粉，是灶灰——她抬手抹额时，指腹的灰沾在脸上，留下淡淡的墨色。
　　但眉眼还是那副眉眼。
　　眉形未改，仍是少女时的远山式，只是眉色淡了，不是黛的青，是墨搁久了、兑了水、颜色涣散的那种淡。眉心有一道极浅的竖纹——她蹙眉时才有，不蹙时便隐去，像远山的沟壑，有雾时藏，风起时现。那是太多次把泪水锁在眼眶里留下的沟渠。
　　她没哭。
　　逃亡四年，她没当着任何人哭过。只在建康，赵明诚病故的那个雨夜，她伏在灵床上，咬着自己的手背，咬出血痕，也没哭出声。那血痕在虎口，结痂后脱落，留下一枚月牙形的白印，比周围的皮肤浅一个色阶。
　　从那以后，泪腺仿佛枯竭了。不是没有泪，是把泪省下来，留给更漫长的干涸。
　　她把糖瓜搁在灶口。
　　这是北方的习俗。汴京人腊月二十三祭灶，供糖瓜，是要粘住灶王爷的嘴，叫他上天多说好话。她记得小时候，母亲亲手做糖瓜，不用仆人——黄米熬的，要熬到起泡，要趁热拉长，要一条一条码在秫秸杆上，晾一夜，硬了，能敲出叮叮的脆响。她蹲在灶边等，母亲掰一小块塞进她嘴里，黏黏的，甜得粘牙，得用舌尖顶很久才化。
　　此刻在越州赁居的小屋里，她复现着童年的仪式。
　　不是复现给灶王爷看。灶王爷是北方的神，不知道认不认识越州的路。
　　她是复现给自己看。
　　她蹲下身，以火钳拨动纸马。
　　这个动作极轻，极缓。火钳是铁打的，钳口有锈，她先轻轻合拢，夹住纸马的一角，停顿一秒——让纸马在她手中多留一秒。然后，送入灶膛。
　　纸马遇火，先是边缘卷曲，焦黄，像秋叶经霜。卷曲的速度很慢，一毫米，两毫米，纸纤维在高温中收缩，发出极细的“咝咝”声，像春蚕啮桑。然后，火舌舔上纸马的鬃毛，那鬃毛是刻板印的，一道一道，在火焰里亮了一瞬，像真正的马鬃在夕阳下逆光。最后，整匹马燃烧起来，不是轰然，是安静的，一寸一寸化为黑蝶，黑蝶又碎成灰烬，灰烬在灶膛的热气流里盘旋，上升，从灶口逸出。
　　她看着那缕青烟。
　　青烟不是直线上升的，是螺旋，一圈一圈，像极小极小的龙卷风。升到灶口上方半尺，烟被穿堂风扰动，散开，聚拢，再散开，再聚拢。它似乎在寻找方向，迟疑着，试探着，终于辨明了什么——
　　向北。
　　她的目光追着那缕烟，直到它消散在暮色里，也没有收回。
　　她怔住了。
　　不是怔。是身体的每一部分都静止——呼吸停了，胸腔不再起伏；眼皮不再眨动，睫毛根根分明；连扶着灶台的手指，那原本因用力而泛白的指节，也一动不动。只有瞳孔，在那静止的眼眶里，极缓、极缓地收缩了一下。
　　那是聚焦的动作。
　　她透过烟，透过暮色，透过四年的路程与八百里山河，在看一个看不见的地方。
　　她低声说了一句话：
　　“不知汴京旧宅，今夕谁家主灶——灶王爷，还认得北来的烟吗？”
　　这句话，没有悲音。
　　平铺直叙，像在陈述一个不相干的事实。每个字的声调都平稳，不起伏，不颤抖。说“不知”时，她甚至微微侧了一下头，像真的在询问，等待灶王爷托梦回答。
　　可就是这种平铺直叙，比任何哭喊都锋利。
　　她不敢问“谁人为我祭灶”。
　　她只问“谁人主了那灶”。
　　那座她出阁前夜亲手擦拭过的灶——她用丝瓜络蘸草木灰，把灶膛的青砖一块一块擦出本色，母亲笑她：擦这么亮，灶王爷舍不得走了。那座她与明诚新婚第一夜共煮过元宵的灶——他们都不会煮，水放少了，元宵粘成一锅糊，你喂我一勺，我喂你一勺，笑得前仰后合。那座归来堂书屋里从不生火、却供奉着祖先木主的灶——木主是赵氏历代考妣，明诚每年除夕率全家祭拜，三跪九叩，袍摆拂过灶前的蒲团。
　　那座灶，连同整个汴京，连同整个前半生，已经不属于她了。
　　她甚至不配问“何时能归”。
　　那一夜，越州下了一场薄雪。
　　不是那种漫天飞舞的大雪，是极细的、霰一样的雪粒，打在瓦檐上，沙沙，沙沙，沙沙，像蚕啮桑叶。我推开窗，把手伸出窗外。雪粒落在掌心，不即刻融化，而是停在那里，一粒，一粒，一粒，六角的，完整的，像微缩的星图。一秒，三秒，五秒，它们在我掌温里慢慢塌陷，失去棱角，最后化为一滴若有若无的凉意。
　　次日清晨，李清照推门。
　　门轴缺油，吱呀一声，像老人的叹息。她跨过门槛，低头看雪。
　　雪不厚，刚好覆住青石板的纹理。石板的裂缝像极细的墨线，在雪的映衬下格外清晰。有几行鸟爪痕从檐下一直延伸到巷口，不是麻雀，是鹡鸰——她认得，赵明诚画过，说鹡鸰的爪印像篆书的“之”字。
　　她立在门槛上，久久不动。
　　檐水冻成冰棱，不是一色的透明，是层积的——昨夜雪融，雪水顺瓦槽流下，夜里又冻住，今夜雪再落，再融，再冻，一层一层，像树的年轮，记录着这场雪的每一次停歇与再起。冰棱的尖端垂着一滴将凝未凝的水珠，比周围的冰更亮，像一滴永远悬在眼角的泪。
　　她伸手，轻轻折断那根冰棱。
　　冰棱在掌心，凉的，硬的，透明的。她握着它，没有握紧，只是托着，看它在体温里慢慢化水，一滴，一滴，从指缝渗下，落在门槛的青苔上。
　　她什么也没写。
　　《金石录后序》是四年后完成的，《打马赋》则是后来的事。在越州赁屋祭灶的这个冬夜，她只是沉默着，看糖瓜在炉膛里慢慢融化——不是一下子化完，是边缘先软，塌陷，最后整颗糖瘫成金黄的一摊，咕嘟咕嘟冒着泡，甜香混着烟气，弥漫这间不是家的家。
　　我也推开门。
　　李清照和我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我们都看到了彼此眼底里深深的哀愁。
　　我想问一声“你还好么”，还没有说出口，却在须臾之间，又站在了那扇半旧的木门前。暮色已深。
　　西小路的石板路，被各户的灯光映得明暗参差。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蹲在门槛上，托腮看天。一只硕大的孔明灯，红通通的，正飘过马头墙，飘呀飘，飘呀飘，飘往北。
　　我忽然明白了李清照的乡愁。
　　它不是“故乡”这个词本身，而是“故乡”所负载的全部日常。不是汴京的宫阙、御街、州桥明月，是汴京的糖瓜味、灶膛的青砖、新桃换旧符时母亲调的那碗浆糊——黏稠度要刚好，太稀粘不住，太稠会起皱。是除夕守岁时炉炭哔剥的声响，每一声爆裂，祖母就说“炭笑，贵客到”。
　　乡愁最深处，不是地标，不是古迹，是那些重复了一千遍、被省略了一万遍的家常。
　　李清照的痛，不在于失去了汴京，而在于失去了“主灶”的资格。
　　一个没有灶可主的人，在世间便没有了自己的位置。
　　所以她此后半生，辗转于杭州、金华、临安，始终赁屋而居。她再也没有买过一所宅子，再也没有垒过一座新灶。
　　她借用别人的灶，借用人家的烟火，煮熟自己的粥饭，煮烂自己的乡愁。
　　祭灶日不祭灶的人，是永远的异乡人。
　　
　　第三站，我去了梅关。
　　我从赣州搭班车，过南康，抵大余。车窗摇不严实，雨水顺着缝钻进来，在窗台上汇成细细的一线，濡湿了我的袖口。那雨水不是清亮的，是浊的，带着红土的微赭，在袖口的白布上晕开，像一滴极淡的朱砂。再往前就是梅关了。梅关是江西入广东的咽喉，唐开元四年（716年）由张九龄奉诏开凿，此后千余年，贬官、流民、商贾、赶考的士子，都在此处回望中原。
　　回望各自的故乡。
　　回望内心的乡愁。
　　雨雾很大。
　　不是雾，是雨太细，细到在空中悬停，不坠不散，密密地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纱幕。十步之外，人影模糊；二十步之外，树影只剩一团淡墨；三十步外，山影与天色混融，不知山在哪里，天在哪里。
　　梅关古道湿滑。青石板被马蹄磨出凹槽，不是一条，是两道——进关的马踩左，出关的马踩右，经年累月，磨出两弯浅浅的弧。雨水积在凹槽里，不是积满，是浅浅一层，像泪将溢未溢时的弧度。我俯身，用指尖轻触那积水。水是凉的，比气温还凉。水面微颤，我的指尖刚触到，水纹便荡开，一圈一圈，撞向凹槽的边缘，又反弹回来，碎成更细的涟漪。
　　我撑伞缓缓前行。
　　伞是向山脚一家农户借的，油纸，竹骨，用了多年，伞面有七八处补丁，桐油涂得厚薄不匀，薄处透光，厚处泛着琥珀色。两旁的梅树已过了花期，枝叶蓊郁，垂着雨珠。那雨珠不是均匀地挂在叶尖，是疏疏落落的，像未干的墨滴，悬在将坠未坠的瞬间。
　　我走到梅关关楼下，停住。
　　此处，三百八十一年前，一个人曾在此回望。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
　　他叫朱耷，原名朱统𨨗，但那时还不叫八大山人。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破南昌，朱耷十九岁，从新建县逃出。他不是独自逃的——肩上还负着重病的父亲。
　　他父亲朱谋𪇼，是奉国将军朱多炡之子，谱名法噶。
　　明亡的那一夜，朱谋𪇼在后院的石凳上坐了一宿。次日清晨，仆人去扶他，发现他一夜之间，发白了半边——不是全白，是花白，从鬓角一路蔓延到额际，像冬夜的第一场霜。从此他不再说话，也不再进食，只勉强喝几口米汤。朱耷背他出城时，他伏在儿子背上，瘦得像一捆枯柴，锁骨硌着儿子的肩胛，每一寸都像刀尖。
　　朱耷在梅关的回望，是一生最痛的回望。
　　我从故纸堆里竭力打捞那个黄昏。
　　雨。
　　这时赣南的雨，不是滴，是飞，是飘，是悬在空中不肯落、落在身上不肯湿的那种存在。它不湿衣，只湿心。朱耷没有撑伞——他的伞覆在父亲身上。那是母亲的伞，她在南昌沦陷前三天塞进儿子行囊，说：“统𨨗，你爹怕雨。”
　　伞面有七八处补丁，是她连夜缝的。针脚极密，一厘米五针，密到不透风。每处补丁的形状都不同，圆的、方的、菱形的，是她在灯下寻遍衣箱，把破损的旧衣裙剪成布块，一片一片拼上去。伞柄是竹的，被她握了几十年，握出掌印，握出五道浅浅的凹痕，刚好嵌进五指。
　　他父亲在伞下喘息。
　　他父亲的痰音很重，像破风箱，每一吸都带着嘶嘶的哨音，每一呼都拖着一串咕噜噜的水泡声。那声音不是从喉咙发出的，是从胸腔深处，从肺叶的底层，从血脉与气息最后的交战地带。朱耷听得见每一次呼吸的艰难——吸气要三秒，停顿一秒，呼气要五秒。每次呼气终了，父亲的身体会轻轻一颤，像风中的残烛，焰心将熄未熄。
　　朱耷自己的衣衫早已湿透。
　　不是雨淋的。伞挡住了雨，却挡不住山雾。雾比雨更密，更细，无孔不入。他的头发没有束——出城太急，找不到簪子，他撕了条衣带把发根扎住。此刻那衣带松了，头发散落，湿漉漉贴在额前、鬓边、颈后，每一绺都沉甸甸的，像水草，像缆绳。
　　雨水顺着发梢淌进眼里。
　　他不停地眨眼。不是泪，是雨。每眨一下，上眼睑与下眼睑轻轻一碰，把眼表的雨水挤出去，顺着内眼角流下，像泪，但不是泪。可是眨得太频了，眼周肌肉开始酸胀，眉骨上方那一小块皮肤突突地跳，像心脏迷了路，走到脸上来。
　　但他的眼神。
　　那双眼睛，日后在《个山小像》里被后人竭力摹写，却始终摹不出那股沉静底下翻涌的暗流。此刻，十九岁的朱耷，眼眶微微泛红。不是哭过，是几夜未眠的血丝交织在眼白，不是满布，是疏疏落落几缕，从外眼角向瞳孔延伸，像冬日冰面下的裂纹，像瓷器开片，像干涸河床上最后几道细流。
　　血丝的末端，在虹膜边缘，最细的那一缕，分岔成三根毛细血管——它们刚刚破裂，渗出极微量、极微量的血，在眼白上晕开淡淡一抹红雾，比晚霞淡，比桃花淡，淡到几乎看不见，却抹不掉。
　　眉尾天生略略下撇。
　　不是病态的下撇，是骨相如此。祖父说，这是宗室相，弋阳王一脉都这样。他不笑时也带着三分悲意，那是刻在骨头里的，不是表情，是地貌。此刻，那下撇的眉尾在雨雾中更显低垂，像被雨水压弯的苇叶，像暮色里收拢的鸟翼。
　　最细微的动作是他的嘴角。
　　右嘴角——不是左，是右——极轻地向下一抽。一毫米。不，半毫米。只有凑得极近、把目光凝成针尖，才能捕捉。那是一种痛觉的条件反射，是巨大的悲怆在涌入心脏前，先涌上了面部肌肉。那抽动持续了不到一秒，然后肌肉恢复原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但抽动过的那一小块皮肤，微微泛红。血涌过去了，又退回来，留下极淡的潮热。
　　他回过一次头。
　　就一次。
　　他回望的不是南昌，是凤阳，是大明龙兴之地；是北京，有崇祯皇帝自缢的煤山。
　　煤山那棵槐树，他在邸报上读过。
　　树是老槐，三百余年，主干中空，可容一人。崇祯帝自缢时，披发覆面，左脚光着，右脚穿着半靴。他没有留下遗诏，只在衣襟上写了一行字：“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朱耷没有见过那棵树。他只见过邸报上那几行铅字。
　　此刻，他望着北方。
　　这一望，时间很短。三秒。四秒。也许五秒。他脖颈转动的角度是四十五度，不偏不倚，刚好对着那条看不见的经线。他的目光穿过雨雾，穿过梅关的关楼，穿过关楼上模糊的匾额——匾额是明万历年间的，落款已漫漶，只剩“岭南”二字依稀可辨。穿过梅树新发的青枝，枝头有花苞，米粒大，青的，今年也不知怎么了，着实是开得有些晚了。
　　他的目光没有焦点。
　　不是找不到焦点，是不敢有焦点。一旦把目光聚焦在某处——某座山、某片云、某棵树——他就会把那个物体当作故国的象征，就会把它牢牢刻进记忆，就会在往后无数个深夜里反复临摹。他不能。他必须让目光涣散，涣散成一片模糊的光晕，只辨方向，不见细节。
　　于是他望了。
　　三秒。四秒。也许五秒。
　　然后他转回头。
　　转头的那一刻，他的下颌微微抬起，不是骄傲，是把即将决堤的什么，硬生生抬回眼眶里。他的喉结滑动了一下，不是吞咽，是把那团涌上来的东西，压回胸腔。
　　他继续扶着担架。
　　担架的竹杠，已经被他握了四天。四天，从南昌到赣州，从赣州到南康，从南康到梅关。竹杠原本是青的，新砍的毛竹，还带着竹沥的清苦气味。四天后，竹杠被掌心磨出光泽，不是漆的光，是汗与油脂浸润的光，琥珀色，温润如玉。
　　他的手。
　　十九岁的手，不该是这样的。
　　这双手，五年前临过钟繇的《宣示表》。那是临川王府藏的真迹，他借来临摹，一笔一画，不敢走神。钟繇的字肥而短，他临了三遍，嫌自己笔画太瘦，又临三遍，终于写出一点腴润。祖父看了，点头，说：“骨在肉里，不是肉在骨上。可以。”
　　这双手，三年前在弋阳王府的牡丹亭，握过一卷自画的《墨荷图》。那荷叶用泼墨，荷梗用中锋，画完搁笔，他端详良久，题了四个字：“个山自写”。那是他第一次用“个山”这个号。
　　这双手，此刻握着的是担架的竹杠。
　　虎口磨出两个血泡。左手的血泡在虎口正中，拇指根与食指根交接处，圆圆的，像一枚五分钱的铜钱。右手的血泡在虎口偏食指侧，椭圆形，比左手的大些。两个血泡都破了。破的时间不同——左手的破在昨天下午，经过一座石桥时，担架颠了一下，他下意识握紧，就听“噗”一声轻响，掌心一热，血泡破了。右手的破在今天清晨，雾最大的时候，他看不清路，一脚踩进泥坑，身体前倾，握杠的力道骤增，血泡被竹杠碾破。
　　破了之后，他没有处理。
　　没有布条。
　　没有药。
　　没有时间。
　　血从破口渗出来，不是流，是渗，一粒一粒，像露水从叶尖泌出。先是一滴，饱满的，圆润的，在虎口的凹陷处聚成一汪。风干后结成深红的痂。新的一滴又渗出来，在旧痂边缘积成另一汪。如此反复，痂越结越厚，越结越黑，像反复涂墨的拓片。
　　竹杠上留下两道长长的暗红印记。
　　不是整齐的条状，是断续的、斑驳的，像被雨打湿又晒干的楹联，字迹漫漶，只剩残红。
　　他的父亲没有好，不久去世。
　　顺治五年（1648年），其妻子亡故，朱耷便奉母带弟“出家”，在奉新县耕香寺剃发为僧。
　　剃度的那个清晨，山寺的铜钟还没敲，天色青灰，像洗过太多遍的旧绢。僧寮没有镜子，他向师兄借了一面——不是铜镜，是磨光的铁板，照人模糊，五官只剩轮廓。
　　他对着铁板，慢慢解开束发的带子。
　　头发散下来，披在肩上。四年没有剪过，发梢已及腰。他握起一绺，放在掌心，看了一眼。
　　这一眼，很长。
　　他看发质。早年的发是乌黑的，黑到泛蓝，像鸦羽，像新墨。如今鬓边有了白发，不多，十几根，散在额际，像初冬第一场雪，疏疏落落。
　　他看发量。十九岁的发本应最浓密，可这几年逃难、负父、守丧，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晨起枕上总有落发，绾髻时一圈比一圈细。
　　他握起剪刀。
　　剪刀是铁打的，刃口已钝，是师兄平时剪灯芯用的。
　　他合拢剪刀，搁在发根，停顿。
　　这一停顿，很久。
　　山风从窗缝钻进来，拂动他手边那绺垂发，发丝扫过手背，痒痒的，像幼时母亲用发梢搔他脸颊逗他笑。
　　他没有笑。
　　他用力。
　　剪刀钝，每一剪都不是“咔擦”一声利落的断裂，是“咯——吱——”漫长的锯。锯齿咬着发丝，一根一根，不是一齐断。他听见发丝崩断的声音，极轻，极密，像蚕啮桑叶，像秋雨打枯荷。每断一根，头皮轻轻一颤，像被极细的针尖刺了一下。
　　他没有停。
　　剪下的发落在膝上。
　　落在地上，
　　落在青砖的缝里。
　　僧寮没有扫帚，他就蹲下身，一缕一缕拾起。不是全拾，只拾那绺最长、最黑、最密的。他用母亲留下的旧绦带把它扎起，扎成小小的一束，塞进贴身的衣袋。
　　那一束发，此后跟随他五十年。五十年里，他换了多少件僧袍，搬了多少次山寺，那束发始终在贴胸的位置。布囊换过七次，发束却还是那一束，渐渐失去光泽，渐渐由黑转灰，由灰转白，最后白到与布囊同色，分不清哪是发，哪是布。
　　他再也没有回过南昌。
　　那年在梅关，他回头望的那一眼，就是他一生对故国最长的一次凝视。
　　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
　　那一次，已经把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帝国万里山河全部都看进了眼底。
　　此时，我站在梅关关楼下，雨不知何时停了。
　　不是全停，是疏了，从密密匝匝的雨丝，变成若有若无的雾沫。梅关古道静得出奇，只有山鸟偶尔啼一两声——不是鸣，是啼，短促，清越，像极小的银铃摇了一下，又匆忙收住。关墙的砖缝里，有一株极小的蕨。不是那种羽状复叶的蕨，是拳蕨，嫩绿的卷芽刚舒展开第一片叶，叶片还卷着，像婴儿握拳。叶面上挂着一粒雨珠，圆圆的，颤颤的，把天光收进去，又吐出来，在青砖上投下一小枚晃动的光斑。
　　我伸手，轻轻触碰那株蕨。
　　我的指尖触到叶尖，雨珠便滚落了，沿着叶脉滑到叶柄，从叶柄滴下，落在砖缝的苔藓里，无声无息。
　　三百八十一年前，一个十九岁的少年，也曾站在这道墙边。
　　他的手垂在身侧。
　　不是松垂，是紧贴，手背的青筋隐约可见，血液在皮下奔流，却找不到出口。指节捏得发白，白到透明，几乎能看见指骨。指甲掐进掌心，掐出四道月牙形的白印——那是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没有掐，小指弯曲着，微微颤抖。
　　他没有抚摸任何东西。
　　他没有在关墙上刻字，没有在砖缝里藏什么信物。他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他只留下一个回望的姿势。
　　那姿势，后世千万人模仿过。
　　有人，站在长江边回望。
　　有人，站在渡口回望。
　　有人，站在异国的海关回望。
　　他们不知道朱耷是谁，不知道弋阳王府，不知道那束贴身藏了五十年的发。他们只是本能地，在离别的那一刻，回头。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乡愁，有时不是对归属地的思念，而是对归属地所承载的整个文明秩序的悼亡。
　　朱耷的乡愁，不是南昌，不是弋阳王府，不是那座他背父出逃的老宅。
　　是大明——是他皮肤的颜色、语言的腔调、发型的轮廓、书法的流派、信仰的根脉。当这一切被外力齐根斩断，他无法移植到新的土壤，于是选择把自己封存。
　　他的乡愁，是以余生为代价，拒绝遗忘。
　　
　　第四站，我去了常德。
　　我搭了长途汽车，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到凤凰，又走水路，经沅陵到了常德。这条路沈从文走过太多次——二十岁，他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从这里出发，去北京寻找一所可以读书的学堂。
　　此时，常德的雨细得像筛过的茶末。
　　不是筛，是筛过两遍的——极细，极匀，落在皮肤上没有触感，只有凉意，像薄荷的汁液涂在腕间，慢慢挥发。车窗半开，雨沫飘进来，在仪表台上积成极薄的一层，亮晶晶的，像晨露。
　　我找了一家临江的吊脚楼住下。
　　推窗就是沅江，水色青绿，不是翡翠的青，是老玉的青，温润，沉静，在雨雾里不发一言。船夫的橹声咿呀，贴着水面滑过去，橹叶入水时没有溅起，是斜斜切入，像裁纸刀划过宣纸，无声，无痕。橹声惊起两三只白鹭，不是惊飞，是缓缓展翅，翅膀扇动极慢，一下，两下，三下，升到半空，又缓缓落下，落在对岸的柳树上，把柳枝压弯了腰。
　　我要寻的，不是少年沈从文从军湘西的刀光剑影——那太戏剧了，戏剧到失真。不是中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授《庄子》的从容——那太遥远了，遥远到与此刻无关。
　　我要寻的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的那个夏天。
　　那一年，沈从文二十一岁。
　　他困在常德的一家小客栈里，已经十七天了。
　　客栈在河街，门牌朽烂，看不清号码。楼下是卖油鞋的铺子，桐油气味日夜不散，从板缝钻上楼，把被褥浸出微臭的油香。他住的是顶阁，人站不直，必须弯腰。窗极小，一尺见方，正对着沅水。
　　他身上只剩七块六毛钱。
　　这七块六毛，他数过很多遍。不是用手数，是用目光数。他把铜板和银角子铺在被面上，一枚一枚排开，大的在左，小的在右，一角、两角、五角、一元。每次数的结果都一样——七块六毛。每次数完，他都沉默很久，然后一枚一枚收回去，装进贴胸的布袋，扣上纽扣，还用掌心在外面按一按。
　　十七天里，他每天坐在客栈临街的窗前。
　　那窗是木棂窗，糊着旧报纸，破了几个洞，用饭粒粘过，又破了。他扒开纸洞往外看，看沅水涨了又落，看船来了又去，看街上的小贩收摊——卖豆花的先走，卖糍粑的后走，卖灯草的最后一个走，把担子挑进巷子深处，吆喝声拖得很长，像水纹，一圈一圈，散在暮色里。
　　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是他固定的写信时间。
　　没有书桌。窗台就是书桌。
　　窗台极窄，一尺二寸。他伏在上面，两肘支着，臂肘硌在台沿。台沿是木头的，棱角未被刨圆，是直角，硬得像铁。他垫过东西——先垫枕巾，枕巾太薄，没用；再垫枕头，枕头是荞麦皮填充的，老硬的棱角硌着肘尖，更疼。他不垫了。硬碰硬，疼到麻木，就不疼了。
　　那枕头被他枕了三年，从保靖带到常德。荞麦皮早被压扁了，压成灰褐色的粉末，每次翻身都窸窣响。肘尖抵着荞麦皮，天长日久，磨出一块淡褐色的印迹——不是脏，是汗与油脂浸润木质，渗进去的色。他用指腹抚过那印迹，光滑的，凉的，像抚过某种新漆。
　　他写信。写给一切可能提携他的人。
　　没有信纸。从小店买了最廉价的毛边纸，一刀十二张，用了十七天，还剩三张。他把纸裁成三十二开大小，正反两面写满。正面写正文，反面写附言——若是信寄丢了，附言就不在了；若是信寄到了，收信人翻开反面，会看见另一段话。
　　那是他的秘密：每一封信，其实都是两封。
　　没有邮票钱。
　　他步行五里，去河街尽头的邮局“存局候领”。这是他从一个退伍兵那里学来的——信先放在邮局，不贴邮票，不付邮资。收信人的地址写上“存局候领”，信到后，邮差会投递一张通知单，收信人自己来邮局取信，付邮资。这样，他把寄信的代价，转移到了收信人身上。
　　他知道这不道德。但他别无办法。
　　每次走进邮局，他都低着头，把信放在柜台上，低声说：“存局候领，北京西城羊肉胡同。”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像说给自己听。邮差是个中年人，蓄八字胡，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信收进抽屉。
　　他转身就走，不敢回头。
　　他的字。
　　沈从文的字，晚年是极冲淡平和的行楷，如溪水漫过青石，不急不缓，无波无澜。但二十一岁这年，他写的还是湘西军旅中练出的硬笔行书——不是毛笔，是铅笔。铅笔是从前在保靖时一个书记官送的，德国货，笔身印着褪色的金边。他削得很省，削到笔芯只剩一厘米，手指捏不住了，就裹一圈纸，继续写。
　　笔画瘦硬，像冬日的枯枝。横画不平，是斜的，左低右高，那是伏在窗台上写字的姿势造成的——右肘低，左肘高，笔尖不自主地斜向右上。墨色时浓时淡。不是他不想匀，是他只有半块残墨。那半块墨是父亲留下的，松烟，徽州老胡开文，正面有描金的云龙纹，磨掉了大半，只剩“文”字半边。砚台是向客栈掌柜借的粗石砚，砚池极浅，磨墨时墨条打滑，转不了三圈就要停下来蘸水。
　　他舍不得添水。添水会冲淡墨色。于是他将就着，浓一笔淡一笔，像他参差的人生。
　　写错了字，他不用改正纸。
　　他用指甲轻轻刮去墨迹。刮得很慢，一下，两下，三下，纸面起毛了，墨迹还在。他不刮了。把错字圈起来，在边上另写一个。圈是扁的，椭圆，像一滴将干未干的泪。
　　他的外貌。
　　二十一岁的沈从文，和后来照片上那个戴着眼镜、穿着长衫、温文尔雅的教授判若两人。
　　他极瘦。
　　不是健康人节食后的清瘦，是长期饥饿磨损出的瘦。颧骨如两片薄瓷，撑着蜡黄的面皮，皮肤太薄，颧弓的轮廓透出来，像远山的地形图。脸颊陷下去，陷成两个浅浅的洼，洼心泛着极淡的青——那是皮下血管的颜色，饥饿的人皮肤透明。腮部没有肉，咬肌一动，就在皮肤下滚动，像包着薄布的核桃。
　　脖子细长，细到衣领总是不服帖。领口那枚纽扣早掉了，他没补，用一根白线系着，系得不紧，领口微敞，露出锁骨的形状——两根细长的弧，从胸骨斜斜上挑，像弯弓，像倦鸟收拢的翅。
　　喉结突出。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突出，是格外的大，像一颗没有落定的骰子。他吞咽时，喉结先向上提，提到颌下，停留半秒，再缓缓滑下。那滑下的动作不是流畅的，是一顿一顿，像石阶，一级一级往下走。他说话时，喉结轻轻颤动，像水面投石，涟漪一圈圈荡开。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
　　那蓝，曾经是深靛蓝，染坊里浸过七道的上色。三年，洗过多少遍，褪成月白，褪成鱼肚白，褪成说不出名字的灰。袖口磨出毛边，不是齐整的一圈，是长短不齐的纤维，像秋日芦花的穗。右手腕处有一块补丁，不是裁缝缝的，是他自己在保靖时缝的。针脚歪歪扭扭，像蚯蚓爬过雨后泥地，像潦草的家书。
　　他几乎不照镜子。
　　客栈没有镜子。楼下油鞋铺里倒有一面，是掌柜的，镶在柜台上方，招揽女客。他经过时从不抬头。他刻意避开一切能反光的表面——茶水的静面、窗玻璃、瓷碗的釉面。他不愿看见自己的样子。那个样子太狼狈了，狼狈到他自己都不敢认。
　　但他每天清晨洗脸时，会就着铜盆里的水影，匆匆一瞥。
　　就一瞥。
　　他把脸俯向水面，水纹未平，自己的脸在波纹里碎成无数片——眼睛在额上，眉毛在下颌，嘴在左颊。他等，等水面静下来。静了，水影里出现一张脸。那不是他的脸，是另一个人的脸，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的脸。他看了不到两秒，迅速把脸埋进毛巾里。毛巾是湿的，冷的，贴在眼皮上，很久才松开。
　　他没有收到一封有价值的信。
　　他最后决定只身去北京闯一下子。这是孤勇者。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决定后的那一刻他忽然想起了故乡。
　　不是凤凰的老宅。老宅他记忆不多，三岁随家迁出，只记得堂屋门槛很高，他迈不过，总是爬。
　　不是沅水两岸的吊脚楼。那些楼他后来住过，在保靖，在辰州，在无数个湘西的码头。
　　他想起的，是祖母黄氏为他纳鞋底时，把麻线在嘴里抿一下的那个动作。
　　祖母抿麻线，不是随便抿。她先把麻线在掌心搓一搓，捻出细尖；然后举到唇边，微微侧头，舌尖轻轻舔过线尖；线尖湿了，变硬了，笔直如针，便能穿过针鼻。她抿的时候，眼眯着，不是近视，是习惯。她抿完，会把针在头发里擦一擦——说这样针更滑，纳得更快。她擦针时，白发被针尖挑起几丝，在油灯下泛着柔软的银光。
　　他已经三年没有见过祖母了。
　　他不知道祖母是否还活着。湘西的消息传不到常德，常德的消息传不到北京。他此去三千里，也许再也见不到那盏油灯，再也听不到麻线穿过千层底时那声细长的“嘶——”。
　　他把这思念压在信纸底下，压在怀表壳里，压在往后五十年的每一个小说里。
　　他写沅水、写渡船、写翠翠、写傩送，写一切回不去的故乡。
　　那一年冬天，沈从文终于走进了北京西城前门附近的一家小公寓。
　　他把包袱搁在铺着薄褥的木板上，包袱是蓝布的，四角磨白，系口是一条旧绦带。他解开绦带，没有把衣物取出。他只是坐在床沿，手搭在包袱上，坐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推开那扇积满灰尘的窗。
　　窗外没有沅水。
　　没有白塔。没有拉拉渡。没有端午节龙舟竞渡时震天的锣鼓。没有黄昏时分船头点起的马灯，一盏一盏，顺流而下，像散落的星子。
　　窗外是北平的槐树。
　　落尽了叶，枝丫伸向铅灰的天空。那枝丫不是直的，是曲的，是虬结的，是相互缠绕的，像千百条停桨的木船，船头并船头，船尾挨船尾，泊在冬日的空港，等着下一场洪水把它们浮起。
　　他站着，手扶着窗棂。
　　窗棂是木的，漆皮剥落，露出木纹。他的手按在上面，虎口贴着漆皮剥落的边缘，掌心压着木纹的起伏。他就这样按着，一动不动。
　　很久，很久，很久。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
　　
　　我离开常德，在德山换船。
　　沅水在这里汇入洞庭湖，江面陡然开阔，不是逐渐地、匀速地开阔，是一步之遥，从三百米猛涨到三千米，像一个人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烟波浩渺，看不见对岸。暮色四合时，水天交接处有一线金红，不是完整的弧，是断断续续的，像尚未完全愈合的旧伤，痂将脱未脱，透出新生的肉色。
　　船舷边有渔人在收网。
　　网出水时哗啦一声，银鳞闪动，是几条巴掌大的鲫鱼，在网眼里弹跳，尾巴拍打网线，噗噗地，像心跳。渔人蹲下身，一条一条摘下来，丢进舱底。舱底暗，看不清，只听见鱼尾撞击木板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渐渐弱了，沉入黑暗。
　　我立在船头，忽然想起自己在2010年6月写的小诗——《乡愁疯狂成汪洋》：
　　一场暴雨，
　　使干涸的河流一夜泛滥。
　　我思乡的愁绪，
　　也疯狂成汪洋一片。
　　年轻时，好像自己有些喜欢把弄文字。现在，当把杜甫、李清照、朱耷、沈从文一一追过，再读这四句，我竟有了新的理解。
　　那河流，何尝不是故园在地理上的位置？它干涸着，你便以为它永在那里，等你随时回去。可是暴雨——战乱、流亡、改朝换代、谋生——总是不期而至。一夜之间，干涸的河床涨满水，你再也找不到当初踩着鹅卵石过河的路。那不是地理的阻隔，是时间的阻隔。
　　乡愁的汪洋，不是软弱，是记忆与现状的落差势能突然释放。它决堤时不可收拾，但若从不泛滥，河流便真的干涸了。
　　船过洞庭，夜已深。
　　我独坐舱中，月光从舷窗斜入，把影子钉在舱板上。不是完整的影子，是半截，腰以上在窗框外，腰以下在舱板上，像一道未完成的自画像。我把自己在这四个月走过的路在心底重新走过——长安的银杏，越州的糖瓜，梅关的雨，常德的橹声。
　　我忽然明白：
　　我追的从来不是乡愁本身。
　　我追的是杜甫在塔顶吞回的那声哽咽——那喉结滚动的一厘米，那咽下去的五千里河山。
　　我追的是李清照在灶膛前怔住的那三秒钟——那失去焦点的瞳孔，那烧成灰烬仍向北飘去的纸马。
　　我追的是朱耷回头一望里三百年山河的重量——那四十五度的脖颈，那没有焦点的目光。
　　我追的是沈从文回忆祖母黄氏为他纳鞋底时把麻线在嘴里抿一下的动作。
　　我追的是，在世俗的生活中，一个人在命运的转折处，对自己故园的那一次回眸。
　　那回眸很短。三秒。四秒。五秒。不够喝完半盏茶，不够写完一行诗，不够把一张信纸叠成邮票大的方块。
　　但那回眸很长。长到要用余生去偿还。
　　杜甫终生未再还乡
　　李清照再无自己的灶。
　　朱耷把故国写进哭之笑之的签名。
　　沈从文把沅水搬进每一篇小说。
　　他们都把回眸的刹那，塑成了永恒。
　　我在船头坐下，把脚悬在船舷外。江水在脚下流淌，哗哗地，哗哗地，仿佛在翻译什么古老的语言。我用脚尖轻轻点水，水花溅起，凉的，溅在脚背，溅在小腿，溅在卷起的裤脚。我没有缩回脚。让它们湿着，让风把它们吹干。
　　我忽然想，如果我也要回眸一次，我望哪里？
　　我没有杜甫的巩县，没有李清照的汴京，没有朱耷的南昌，没有沈从文的凤凰。我的故乡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地图上被反复变幻，从鲁中山地到乌拉特草原，从昌乐县治下的小山村到潍坊市里的社区，村里老宅扒了建建了扒扒了又修修了亦无我名，城里的第一套楼房遇上拆迁，搬过三次家从奎文到了高新，河流变了又变最后流淌在记忆之中，方言换了又换最后被普通话覆盖。
　　我不是从故园出走的人，我是灵魂在迁徙路上的人，一睁眼，就在人生的渡船之上。
　　那，我的乡愁是什么？
　　船行一夜，天色将明未明，洞庭湖笼在青灰的晓雾里。我立在船头，风很大，吹得衣角猎猎作响。我扶着船舷，手按在木沿，木沿被无数只手摸过，磨得光滑如水。
　　这时，我忽然看见了。
　　东方的水天线上，先是极淡的一线银白，像墨笔蘸了极稀的墨，在宣纸上轻轻一横。那银白慢慢洇开，像宣纸承住第一滴墨，墨在纸纤维里缓缓爬行，爬出毛边，爬出触须，爬出千丝万缕的尾迹。
　　然后，银白转为蟹青，不是青，是青里透灰，像深秋蟹壳背上的那一抹冷色。蟹青渗进淡金，像两滴不同浓淡的墨在纸上相遇，不急于融合，先试探着，边缘交叠，中心各自独立。淡金又被橙红浸染，橙红越来越浓，浓得像祖母酿了十八年的桃子酒，倒在白瓷盏里，逆光，满盏都是流动的琥珀。
　　那橙红继续蔓延，染透半片天空。
　　不是颜料染的，是水彩在湿纸上自然晕开，没有边界，没有笔痕，找不到颜色从哪里起始，到哪里终止。那颜色落在江面，江面也红了。不是一整片红，是碎成千万片粼光，每一片都在跳动，每一片都有自己的节奏，像千万面极小极小的镜子，各自反射着初阳。
　　江面被这光铺成一条路。
　　不是通向故乡的路，是通向所有离别与回望的路。
　　杜甫在那条路上。他站在塔顶，褐袍被风吹起。
　　李清照在那条路上。她蹲在灶前，纸马的灰烬正升上青空。
　　朱耷在那条路上。他立在梅关，回头望了最后一眼。
　　沈从文在那条路上。他推开北平公寓的窗，窗外槐树的枝丫，正伸出千万只泊船的木桨。
　　而我，也在那条路上。
　　或许，我的乡愁，不是追到某一个具体地名就能上岸的航程。我的乡愁，就是这追寻本身——是在每一个渡口辨认他们的足迹，在每一首诗里与他们隔空对望，在每一块残碑前弯腰，把手指覆在即将磨平的名字上。
　　或许，我不是游子。
　　或许，我的魂魄，就是那条干涸的河，在暴雨来临时，忽然认出自己也是海的一滴。
　　船入洞庭湖口时，朝阳已升。
　　我拿出笔记本电脑，在上面，我写下了对这段旅行的结语：
　　“乡愁的地平线，不在身后，在前方。不是要回去，是要带着他们的回眸，继续走下去。”
　　我也写下了这首短诗，名字叫《渡》，故乡啊，渡的不只是我们的肉身，还有我们的灵魂：
　　字一个一个地被收进眼眸，
　　便有了一丝丝弱弱的体温。
　　残碑是门槛，
　　亦是渡舟。
　　
　　有人孤零零地站在塔顶，
　　把哽咽一下一下地咽成经卷。
　　原来，万里河山最后的关隘，
　　竟是这滚动的咽喉。
　　
　　有人蹲在灶前，
　　用糖瓜祭奠缥缥缈缈半生烟。
　　纸马向北，
　　灰烬认得汴京城里自家阁楼。
　　
　　那个一点一点滴血的剃度黄昏，
　　剪刀锉了三百遍——每锉一次，都是回头。
　　发丝一根一根地飘落在青砖上，
　　是秋霜，是初雪，是故国最后舆图镇胸口。
　　
　　那个趴在窗台上写信的上午，
　　墨干了又蘸，蘸了又干，每一笔，都是靠岸。
　　信封贴胸口，心律与脉动，
　　是沅水最早的汛期在低吼。
　　
　　我追寻着他们的渡口，追到自己亦成了渡船。
　　江阔云低，地平线缓缓摊开。
　　我知道，不是故乡在等我，是这长久的追寻，
　　终于，认领了这长久的漂流。

2026年2月12日夜于静思轩
　　

【作家简介】张光国，字毓榕，号静思轩主，笔名轩辕国，1975年生于山东潍坊，1998年毕业于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曾进修于鲁迅文学院，做过教师、编辑、记者、报社驻潍坊工作站站长、潍坊万众传媒总经理。系《新诗歌》、《中国诗选刊》、《中国诗歌月刊》、《世界诗刊》、《中国喜马拉雅诗刊》、《红高粱文学》、《文艺家》总编，中国诗歌会名誉会长，当代诗歌会、中国新古风研究会、中国爱情诗协会、中国李清照诗歌会、中国仓央嘉措诗歌会会长，中国新诗社、中国小诗社、中国山水诗社、中国草原诗社、中国大唐诗社、中国关雎爱情诗社、中国蒹葭爱情诗社、中国乡土田园诗社、中国山水田园诗社、白浪诗社、乌拉特诗社社长，中国诗名家俱乐部主席，白浪书院客座教授，作家诗人高级研修班导师，神洲文学院、轩辕国学院、轩辕国文学院、中国古风研究院院长，万诗阁阁主，中国诗歌馆、中国诗文艺馆、中国新诗艺术馆、中国长诗诗艺馆、中国小诗展览馆、中国格律诗收藏馆、作家诗人百家名典馆、中国山水诗档案馆、中国古风博物馆、中国乡土田园诗展馆、当代诗歌美学馆、中国爱情诗典藏馆、中国草原诗歌文化馆、轩辕国文学艺术馆馆长。创始诗人网（http://www.shirenwang.com/）、中国诗歌会网（http://www.cpa1932.com/）、诗家网（http://www.shijia1999.com/）和诗家APP。组织带着文艺去旅行、诗意的行走、北海文艺沙龙、大唐诗歌节、红高粱笔会、新诗百年峰会、中国草原诗会、中国风雅颂诗歌颂读节、中国昆仑作家论坛、东篱雅集等现场活动百余场。出版诗集《诗人与美人鱼》、《陶罐上的少女》，诗学专著《诗术》（第一卷），诗论集《同凤凰与白狼一起吟唱一一首届中国诗歌展优秀作品点评》，诗话专著《黄鹤楼诗话》、《北海诗话》，文论集《煮酒南山歌北海——张光国文论集》（第一卷），长篇小说《沙僧别传》，编著《当代中国诗人名录》、《当代作家新势力文萃》等数十部。迄今，万诗阁已藏诗1023首，浏览量已达344万余人次，中国诗歌馆已典藏诗歌文学艺术刊物1258期，浏览量已达237万余人次，中国诗文艺馆已典藏短视频472条，浏览量已达165万余人次，轩辕国文学艺术馆已典藏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诗话、词曲、视频等作品619件，浏览量已达267万余人次，中国草原诗歌文化馆已典藏草原诗歌56首，浏览量已达17万余人次，中国爱情诗典藏馆已推介爱情诗406首，浏览量已达117万余人次，作家诗人百家名典馆已典藏作家诗人简介及代表作42件，浏览量已达11万余人次；个人诗歌理论专著《诗道》已发布诗论86篇，浏览量达69万余人次，个人散文诗集《液态的琥珀色月光》已发布散文诗66篇，浏览量达35万余人次，个人散文集《从白浪源到海角天涯》、《我的桃花村》、《乌拉特草原上，恋恋胡油房》、《我家的百菜园》已分别发布散文21篇、10篇、12篇和8篇，浏览量达14万、9.3万、12万、7.8万余人次，个人诗话集《张光国诗话》已发布诗话28篇，浏览量达32万余人次，个人诗话集《乐府诗话》已发布诗话4篇，浏览量达4.7万余人次，个人文化访谈录《张光国：跨时空文化访谈》已发布文化访谈散文18篇，浏览量达16万余人次，个人诗散文集《张光国：诗眼看世界》已发布诗散文20篇，浏览量达23万余人次，个人人生感悟集《北崖悟道》已发布文论6篇，浏览量达6.6万余人次，个人诗学专著《张光国诗学》已发布诗学文章10篇，浏览量达8万余人次。2025年新著长篇小说《潍县竹影》（与张一鸣合著）。

〓信息动态〓

《为父亲写一首诗》（第一卷）征稿启事[无参编费、版面费]

　　《为你写一首诗》，一起专题写诗，创刊于2011年6月12日，由中国诗歌会主办，不定期推出纸刊和“为你写一首诗”书系，常态化制作、发布电子刊、微刊和电子杂志，并组织为你写一首诗诗会、为你写一首诗论坛、为你写一首诗笔会、为你写一首诗研讨会等线上线下诗歌文学艺术活动。
　　现在，《为父亲写一首诗》（第一卷）启动征稿，无参编费、版面费，欢迎广大诗友踊跃参与！具体情况如下：
　　征稿要求：限投诗歌1首，限30行以内，不分行者限300字以内；题材必须与父亲有关；诗型不限，风格不拘，要有诗味、有内涵、意境美、语言美、韵律美、简练、有佳句、有技巧；稿末需附200字内个人简介，以及通联地址、邮编和手机、微信（发快递用，不公开）。
　　版本赠送：电子书，免费下载或送阅，可线下自行打印；纸质书，参加下述评选活动者，免费赠阅，快递，包邮（不包括港澳台和海外）。
　　奖项激励：评第一届“为父亲写一首诗”全国诗词大赛金、银、铜奖，颁授获奖证书和高档树脂镀金皇冠奖杯。
　　现场活动：2026年7月中下旬，我们拟去内蒙古草原举办现场活动，将邀请获奖诗人莅临出席。
　　截稿时间：全书300页，页满为止。
　　投稿方向：bestpoets@163.com。

中国诗歌会
2026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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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选刊》，选好诗，荐好诗，推广诗人，繁荣诗歌，系中国诗歌会会刊之一，创刊于2008年8月，自2018年12月28日始改为推出纸刊同时常态化制作电子刊、微刊、电子杂志，并组织中国诗选刊诗会、中国诗选刊笔会、中国诗选刊论坛、中国诗选刊研讨会等线上线下诗歌文学艺术活动。
　　迄今，《中国诗选刊》已推出700余期。其中，纸质杂志88期；出过季刊、月刊、半月刊以及风、雅、颂系列，由华语文化出版社和国内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现不定期出版，由华语文化出版社推出，A4超大型开本（210mm×297mm），封皮双面彩印、单面覆膜，内文黑白印刷，刊稿赠样（我们付快递费），暂无稿酬；同等质量情况下，优先刊发中国诗歌会会员及签约诗人、特邀知名诗人和诗评家以及参加我们组织的诗歌文学艺术活动的诗友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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